1949年冬天的重庆，嘉陵江边已经能听到远处的炮声，有军官低声嘀咕了一句：“要不要考虑日本人？”屋子里短暂沉默，坐在上首的那个人只是摆了摆手，却没有立刻否定。很难想象，就在抗战胜利还不到四年时，曾经的侵略者又被当成了“救命稻草”。
这一年，是国共内战走向终局的一年，也是蒋介石人生轨迹骤然下坠的一年。政权崩塌，军队溃不成军，社会支持几乎耗尽，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做出了一个在民族感情上极为刺眼的选择——重新启用日本旧军人，秘密组建“白团”，并且让吴石这样有威望、有专业能力的军官为其充当翻译和桥梁。
有意思的是，这一系列安排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临时起意，而是蒋介石一贯“借日制共”思路的延伸。从抗战结束那一刻起，他对日本军人的态度，就与战场上逝去的中国军民鲜血形成了尖锐对比，这种反差，几乎构成理解“白团”问题的起点。
一、从“礼遇冈村宁次”到秘密筹划白团
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去。就在很多民众期待战犯伏法之时，蒋介石却签下了一道颇为特殊的命令：对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予以礼遇，勿加侮辱”。这并非简单礼节，而是带着明确政治算计的安排。
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中负有直接责任，无论是华北的“治安肃正”，还是各地的“扫荡作战”，背后都有他的指令或默认。按常理，他应当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方面的严厉追究，但结局完全相反。在国民党高层的操作下，冈村宁次不仅没有被押上审判席，反而在1949年2月被汤恩伯用军机从上海送往东京，全程由宪兵护送，刻意绕开了解放区和国际监督力量。
抵达日本后，冈村宁次甚至得到了蒋介石赠送的“中正剑”，象征“感激”。这种反常的“恩遇”，埋下了后来“白团”合作的伏笔。蒋介石需要的是一批熟悉中国地形、受过完整近代军国主义训练、又对共产党怀有敌意的武装力量，而日本旧军人恰好符合这一条件。
1949年5月，在战局已经严重不利的情况下，冈村宁次在东京秘密会见蒋介石代表曹士澄，提出愿意“协助招募日本旧军人赴台”。之后，他亲自参与物色、推荐人选，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富田直亮、根本博等在华作战多年的军官。“白团”的雏形，从这一刻起在阴影中形成。
不得不说，这一系列动作与其说是“战术需要”，不如说是蒋介石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为了反共，他可以在民族大义与现实算计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二、白团成员的前史：从“三光政策”到化名赴台
再看“白团”成员本身，履历更让人感到刺目。团长富田直亮就是其中典型人物，他在战时的经历，几乎是侵华罪行的缩影。
二战期间，富田直亮历任日军第23军参谋副长、参谋长，在广东、广西一带推行“三光政策”。焚毁村庄、屠杀平民、强征妇女设立慰安所、利用毒气和鸦片贸易牟利，这些在史料中有清晰记载的行为，都与他所在部队直接相关。汕头一线的民众，对这支部队的暴行曾有极为痛苦的回忆。
1945年9月，富田直亮以日军代表身份在广州、汕头签署投降书，但并没有就此“洗白”。他一边接受表面上的战败现实，一边暗中协助销毁罪证，并与一些国民党军政人物秘密勾连，谋划藏匿武器弹药，为“未来可能需要的一天”做准备。这样的背景，决定了他在战后绝不可能是一个普通战俘。
在冈村宁次、曹士澄的斡旋下，富田直亮不仅躲过战犯审判，还被刻意保留为“备用棋子”。等到1949年国民党全面败退，他终于迎来了新的舞台——化名“白鸿亮”，赴台湾主持“白团”。
“白团”之名，本就出自这个假名。“白”对“赤”，寓意反共；“鸿亮”则被刻意类比诸葛亮，带着一种自我吹捧意味。其余成员则全部使用中文化名以掩人耳目，例如山本亲雄化“帅本源”，本乡健化“范健”，根本博化“林保源”等等。人数方面，史料多有说法，有记载是83人，也有说84人，但可以确定的是，绝大多数为中高级军官。
有意思的是，一旦抵达台湾，这些战犯级人物很快享受到远超普通人的待遇。台北的“偕行社”成为他们的居住地，女佣、厨师、专属医生一应俱全，薪资折算后相当于台湾公务员的十几倍。对于许多曾经被日本军队蹂躏过的中国人而言，这种安排无疑是一种刺痛。
然而在蒋介石看来，这群人是可以依靠的“技术人才”。他们的地位，不只是顾问，而是被当作左右战局的“幕后军师”，直接参与制定训练方案和作战计划。吴石之所以被安排给“白团”做翻译，就落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
三、吴石与西南防御计划：翻译背后的真正角色
1949年11月，西南地区成为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大型军事据点。四川、贵州、云南尚未全面解放，重庆仍被国民党军队控制。蒋介石寄望于在这里“守住最后一块板”，甚至幻想凭借复杂地形和兵力残余组织一次大规模防御，扭转颓势。
就在这一阶段，“白团”开始直接介入大陆战场的军事规划。团长白鸿亮（富田直亮）和成员林光（荒武国光）以先遣身份抵达重庆，进入蒋介石在林园的官邸，参与西南防务筹划。由于“白团”成员普遍不通中文，而国民党内部又希望对他们的活动严格保密，懂日语、懂军事理论、在军中有资历的人才，就成了必需的“接口”。
吴石正符合这些条件。他早年曾留学日本，日语流利，被称为“军中状元”，对战略战役问题有自己成熟的见解。在这种情况下，让吴石担任“白团”的翻译，其实远远超出了普通“口译”的范畴，更接近于参与方案讨论、帮助双方协调甚至修正意见的“中间合作者”。
据相关史料记载，富田直亮在西南前线视察后，于1949年11月21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书面作战构想。他提出要由“内线防御”转为“主动出击”，试图利用四川盆地的地形优势，先发制人，对解放军实施外线打击，并动员地方民团配合作战，拖延战局，等待华中部队回援。蒋介石对这套方案颇为满意，评价其“对西部战线之敌情及地形判断甚为正确”。
这份构想的形成与呈报，都离不开吴石的翻译工作。从战术术语到地形判断，从兵力部署到时间安排，很多环节需要通过他来完成语言和专业之间的转换。可以想象，在林园官邸的讨论中，富田直亮用日语快速说明，他指着地图说：“可以在这里调动兵团，从侧翼反击。”吴石低声转述给中方将领，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某些细节上的疑问，房间里的灯光晃动，气氛压抑而紧张。
遗憾的是，无论“白团”如何设计，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战场大势。随着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等部队采用大迂回、大包围战术，国民党军防线迅速被撕开，西南“最后防线”在几个月内崩溃。到11月底，重庆城内已经能清晰听到解放军炮火，“白鸿亮”和“林光”奉命撤回台湾，西南防御计划胎死腹中。
从历史结局来看，“白团”在大陆战场的本次尝试彻底失败，但这次合作对吴石来说，却留下了极为复杂的印记。后来的发展众所周知，吴石因为秘密向中共提供情报，被台湾当局于1950年处决。令人感慨的是，在临刑之前，他对身边人提到，“那些日本军官谈起中国战场时，并没有多少愧疚”。这句话，道出了他在接触“白团”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冷酷与疏离。
四、从圆山训练团到“实践学社”：白团的系统经营
“白团”撤回台湾后，并没有就此“功成身退”，反而迎来了更长久、也更隐蔽的活动时期。蒋介石将他们视为整军、备战的关键力量，一系列计划在台北悄然展开。
最先成形的是圆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亲自挂名团长，彭孟缉担任教育长，“白团”成员则以“教官”身份出现。训练团分为普通班和高级班，前者主要针对基层军官，后者面向上校以上军衔。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日军经验：战术训练强调所谓“灵活机动、主动突击”，精神教育则混合了武士道和强烈的反共意识，要求学员“绝对服从”。
1950年6月，台湾举行了一次大规模反登陆演习，出动飞机达百余架，模拟解放军从海上登陆的场景，三军联合行动作战。蒋介石携多名高级将领现场观摩。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原本倾向美式训练的军官在看到演习后，对“白团”的态度有所软化，开始认为日本教官“在陆战层面的经验更实用”。这种观念的转变，给了“白团”更大的话语空间。
不过，这种高调活动很快引起美军顾问团的不满。美国顾问认为，台湾军队既然依靠美国援助，就应当全面采用美式建制和战法，“白团”的存在不但造成体系混乱，还会削弱美国在台影响力。1952年前后，在多次外交与军援压力之下，圆山军官训练团被迫“降温”，表面的机构关闭，活动转入地下。
于是，“实践学社”登场。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普通的研修机构，实际上却是“白团”在台湾军队上层影响力的延续。课程范围扩大到《党政军联合作战研究》《战术教育研究》等，既有军事，也涉及政治工作。很多后来在台湾军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例如蒋纬国、郝柏村，都曾在这里接受过训练。军中甚至流传一句话：“非实践学社出身者不能晋升师长以上。”
这一时期，日本方面的支持也在悄然持续。冈村宁次在日本发起“富士俱乐部”和“哲学研究会”，表面上是研究战史和思想，实际承担了为“白团”收集情报、整理军史资料的工作。多年来，这些组织累计向台湾提供数千册图书和大量文件，为“白团”制定计划提供了重要基础。
美国人显然对这一切十分警惕。1951年，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专门向蒋介石提交报告，要求解除日本军官职务；1954年《共同防御条约》签署后，美国对“白团”活动施加更多限制。可以说，在整个1950年代，“白团”一直在美方压力与蒋介石依赖之间摇摆，既不能彻底公开，又始终没有真正退出舞台。
五、连串反攻计划：从“天马”到“国光”的危险幻想
如果只把“白团”看作训练军官的存在，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更值得警惕的，是他们参与制定的一系列反攻计划，这些计划在思路上延续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模式，甚至带着明显的军国主义遗绪。
1950年前后，“天马计划”被提出。“白团”为此设计了所谓“五步渗透法”，核心是使用特务和渗透力量，从香港、澳门等地潜入大陆，搜集情报，扶持当地反动武装，制造暴动，以此配合可能的登陆或内战。操作手法与日本战时在中国扶植伪政权、特务系统的方式颇为相似。
紧接着是“反登陆作战计划”。“白团”主导台湾首次大规模三军联合实弹演练，重点模拟解放军从海上发起进攻的场景。富田直亮特别借鉴日军在硫磺岛的防御经验，提出在基隆、高雄等地修筑地下工事，并鼓吹“焦土战术”，即一旦守不住，就应主动毁坏港口、设施和物资，以免“落入敌手”。这种思路，很明显是以本地民众和经济命运为代价的。
1952年至1953年的“光计划”，则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真实企图。这是“白团”主持的第一个全面反攻方案，分为甲、乙两案。甲案主张以珠三角为突破口，计划投入60个师，其中包括多支装甲部队，在数月内占领华南。为此，他们提出台湾在数年内需要扩充上千架战机和近三十万吨海军舰艇，还要建立由日本军官参与的“中日义勇军”，日军比例约一成。
乙案则假想美军直接参战，把福建作为起点，以短时间占领部分沿海地区，再逐步向内地推进。更夸张的是，有建议提出应当把台湾青年和日籍军人按9比1比例混编，由日本军官担任排长以上职务。这种方案，本质上接近于重建一支日本人主导的“殖民军”。
由于美国强烈反对，加上台湾自身军力、财政难以承受，这些设想最终都停留在纸面上。但不能忽略的是，为配合这些计划，台湾社会进行了沉重的动员，“白团”相关经费多年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对普通民众生活造成负担。
到了1957年以后，“白团”开始把视线转向边境与游击战。“武汉计划”“昆仑计划”的核心，是利用缅北地区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建立所谓“反攻基地”，对云南一带实施渗透、袭扰和破坏。更令人不安的是，有“白团”成员亲自参与训练游击队，传授的内容中包含了日军的“三光政策”经验，这在云南边境地区造成了实际的人员伤亡。
1962年的“国光计划”，则是这些设想的集中版本。计划包含二十余项子方案，涉及对福建、浙江、江西等地的敌前登陆与敌后空降作战，企图通过多线突袭打乱大陆布防。蒋经国直接参与其中，富田直亮担任高级顾问，起草了《反攻作战指导纲要》，强调要以“决一死战”的精神进行长期战争，并建议在台湾本岛建设地下指挥所，储备三年战争物资。
不过，随着国际格局变化，尤其是大陆在1964年成功进行核试验，美方对台当局发出明确警告，反对大规模冒险行动。蒋介石最终不得不承认，“反攻时机已失”，国光计划在1965年前后悄然停止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从“天马”到“国光”，这些计划虽然都没有实际落地，但其存在本身，却让台海地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白团的路数，本质上是以战争扩散、长线消耗为核心，与普通民众的安全完全背道而驰。
六、白团对台湾社会与两岸关系的阴影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白团”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军事层面，其在思想、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这一点，在两岸关系和台湾内部政治发展中，都留下了清晰痕迹。
为了维持“白团”的运作，台湾当局给予高额薪资和优越福利，住房、医疗、日常生活全部由公帑承担。有学者估算，在“白团”二十余年活动中，相关开支累计占到台湾财政收入的数个百分点。这些本可用于基础建设和民生改善的资金，事实上被用来维系一群战犯级人物的生活与军事计划，这是很多研究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反复指出的问题。
同时，“白团”不只是传授战术，还通过军事教育向国民党军队灌输“绝对服从”“为领袖牺牲”等极端思想，与蒋经国推行的政工制度结合，使军队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高度工具化的力量。在1950至196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大量“匪谍”案件中，军队扮演的角色与这种训练方式密切相关，上万人的生命因此被卷入政治审判。
在社会层面，“白团”参与建立的动员体系，把广大民众纳入准战时状态。复兴省动员准备委员会要求普通居民承担各类军事与后勤任务，训练、演习频繁，许多人的日常生活被战争预案不断打断。对于很多老一辈台湾居民而言，那是一段长期笼罩在紧张和恐惧之下的岁月。
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白团”在台湾享有的特殊地位。其驻地“石牌实践学校”等区域，长期被视为“禁地”，普通人不得随意进入。日本籍成员享受一种近乎“国中之国”的特权空间，这种安排在心理上造成了深刻的疏离感，也加剧了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与对立。
在文化和认同层面，“白团”中部分成员有意识地宣扬“日台同文同种”“大亚洲主义”等观念，把这种意识灌输到军队教育中。据一些研究统计，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军官群体中“亲日派”的比例明显上升，对日本的军事传统和政治路向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这种潜在倾向，后来在部分“去中国化”与“媚日”倾向中被认为具有一定历史根源。
站在两岸关系的角度看，蒋介石启用“白团”，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己在民族问题上的正当性。抗战时期“驱逐倭寇、还我河山”的共同记忆，并没有在他的政策中得到足够尊重，反而被频繁牺牲于“反共优先”的政治思路之下。吴石与“白团”的那段接触，其实也折射出当时国民党政权内部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民族立场与现实斗争之间矛盾的清醒认识。
1972年，中日签署联合声明，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日“断交”。“白团”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随即走向终结。1968年起，“白团”陆续缩编，剩余成员转入台湾军校体系，直到彻底撤离。1979年，富田直亮在返回日本休假时病逝，骨灰一半安葬于日本，一半安葬于台北海明禅寺，这一安排本身，也像是两段纠缠不清的历史被硬生生合在一起的象征。
回头看“白团”问题，其实可以看到非常鲜明的一条线索：从战败战犯到秘密军师，从西南防御的短期筹划，到“国光计划”的长期幻想，日本旧军人和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合作贯穿数十年。吴石被推上“翻译”位置，只是这条线索中的一个节点，却恰恰把这段被遮蔽许久的历史一角拉了出来。
对那一代亲历者来说现货配资平台多少钱，“白团”三个字背后，是战争阴影、政治高压和身份屈辱交织的复杂记忆。蒋介石在败局中选择与日本战犯结盟，让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也进一步动摇了他在民族立场上的道德基础。这些事实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富灯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热点资讯
